一、案情简介
2024年6月，某县公安局对张某某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一案进行立案侦查。经公安机关侦查：犯罪嫌疑人张某某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规定，擅自改变林地用途，毁坏22.32亩枸杞林种植棉花；另毁坏154.65亩枸杞林种植棉花。二次补侦后，某州林业和草原局《认定意见书》认定：22.32亩为防护林，地表植被遭严重毁坏，生态功能基本丧失；154.65亩为防护林，种植文冠果套种棉花及种植杏树。作为林业用地的性质未变更，但地表植被遭严重毁坏，生态功能基本丧失。2024年11月1日移送起诉至某检察院。
二、办案过程
阅卷后，王辉、龚锴律师赴案发现场进行实地勘察，发现当地林间套种农作物属普遍现象，且符合当地农业生产习惯。辩护律师认为，本案被指控的行为符合农作物轮作规律，行为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，将该行为定罪存在明显疏漏。遂紧扣非法占用农地罪的构成要件及入罪标准，围绕“合法占有使用”、“未改变土地用途”及“主观故意”三大核心展开深入调查与辩护。通过收集村委会证明、缴费凭证、政府验收文件等多项关键证据，同时，检索并援引多个同类判例，充分支撑无罪辩护立场证实将该行为指控为犯罪不能成立。
三、辩护思路
1、案涉土地为合法占有使用
案涉土地原属张某某父亲名下林地，由张某某继承，且有相关责任书、任务分配表等佐证享有林权及林权证的范围，不存在非法占用情形。
2、未改变案涉地块土地性质
辩护人提出不应以土地现状认定占用土地性质，而应当以规划地类认定占用土地性质。某州林业和草原局《认定意见书》仅依据土地利用现状，未考虑规划地类。规划地类的变化并非因为地块被非法占用便发生调整，而是相关部门综合考虑多方因素依法作出的调整，变化的依据并非行为人的违法行为。且根据《土地调查条例》，土地调查成果不能作为行政处罚依据，故应以规划地类评判行为性质。为增强观点的说服力，辩护人提交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制的《宣告无罪实务指南与案例精析》及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、国家检察官学院主办的《中国检察官》，以强化以规划用地类别评判行为性质的依据。
3、主观上无非法占用的故意
张某某并非擅自种植棉花或换种文冠果，而是经过镇政府、村委会及林业站（农业（畜牧业）发展服务中心）批准、同意后种植。辩护人提交了包括村委会、镇政府、林业站等出具的证明，缴纳土地管理费的凭证，相关部门对种植行为的验收及造林补贴发放记录等，证实其行为并非擅自进行，而是基于对行政机关的合理信赖实施的行为，主观上无非法占用故意。
4、套种农作物符合国家政策导向且无社会危害性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意见（国办发〔2012〕42号）》及国家林草局发布的《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管理办法》，均证实发展林下种植是政策允许且倡导的行为。从实践看，林间隙地从事种植，无需额外占用大量耕地，提高了土地的综合利用率，有利于保护土壤结构和促进生物多样性。发展林下经济，对缩短林业经济周期，增加林业附加值，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，开辟农民增收渠道发展循环经济，巩固生态建设成果，都具有重要意义。另外，辩护人实地查看时发现，当地林间套种农作物是普遍现象，且套种处长势良好，套种区域土壤肥力明显优于未种植区域。因此，套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，不具有社会危害性。
四、案件结果
辩护人形成上述辩护意见后，及时与检察机关进行了沟通，检察机关采纳了辩护人核心观点。最终，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，认为某县公安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案涉土地的国土空间规划地类与二调地类存在矛盾，张某某主观上缺乏非法占用林地的故意，最终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。
五、办案心得
本案的核心辩护点在于紧扣“行政信赖保护”原则。通过系统梳理政府文件、缴费记录及验收凭证等关键证据，构建完整证据链，以证实当事人行为具有合法性基础。实践中，行政机关的前置许可或长期默许行为，常被视为当事人判断自身行为合法性的重要依据，辩护人需对此类证据进行深入挖掘。尤为关键的是，辩护工作应紧密契合国家政策导向。通过援引国务院和林草部门关于发展林下经济的规范性文件，明确论证套种行为符合农业政策方向，并在客观上提升了土壤肥力与生态效益。将个案置于宏观政策背景下审视的辩护策略，不仅能有效消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嫌疑，更能引导司法机关从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高度评估案件，最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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